1988年秋季的北京，天空显得格外清澈。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门前，微微眯起眼睛，感受着久违的阳光。经过长达十八年的监禁，这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已显得佝偻且苍老。他身着一件色泽渐退的蓝色中山装，手中提着一只破旧的布包，里面是他所有的 belongings。此时，一个中年男子在不远处向他招手，正是他的儿子陈晓农，也是他目前仅存的亲人。陈伯达步履蹒跚地走过去，儿子接过包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先回家吧。”他心中苦涩一笑，心里明白，“家”早已不复存在。原来的住处已被收回，妻子也在动乱期间去世，如今只有在工厂工作的儿子可以依靠。

在公交车上，陈伯达透过窗玻璃望向街景。眼前的北京早已变化，林立的高楼大厦、五彩斑斓的服饰，完全与他记忆中单调的年代不同。他下意识地抚摸着花白的头发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年过八十。“晓农，你住在哪里啊？”他嘶哑地问。儿子稍显不安：“厂里分的宿舍，空间很小，就一间房。”陈伯达打断他，“没事，只要能出来就好。”车厢内的空气凝重，父子俩都明白这十八年的沉重意义。陈晓农因父亲的牵连，一直未能晋升，陈伯达也从权力中心坠落，成为历史的罪人。

到达儿子的宿舍，果然如他所说，仅有十多平米的空间。一张单人床、一个书桌、以及角落里堆积的锅碗瓢盆让陈伯达陷入一时的不知所措。“您睡床，我打地铺。”陈晓农快速从床下拿出一张草席。夜晚，躺在儿子狭小的床铺上，陈伯达辗转难眠。经过十八年的硬板床生活，突然换上软床令他感到不适，而对未来的迷茫更让他难以入睡。在出狱前，监狱领导曾告知他组织将妥善处理他的后事，但具体的安排并未透露。

清晨，陈伯达早早起床，轻手轻脚地离开宿舍。他想亲眼看看这个陌生的新北京。走在街头，众多汽车和嘈杂的叫卖声让他感到头晕目眩，与他记忆中的北京截然不同。漫无目的地游走，最终抵达了天安门广场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他久久凝视着浮雕，上面刻画着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。“你是…陈伯达？”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后方传来。陈伯达身体一震，慢慢转过身，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眼神中充满惊讶与质疑。“真的是你！你这个祸国殃民的罪人，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！”周围行人停下来议论纷纷：“那是陈伯达？四人帮的主要人物？他怎么出来了？”

陈伯达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脸色骤然变白，胸口仿佛被巨石压着，呼吸愈发困难。他踉跄后退，直靠在纪念碑上。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语：“他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”就在此时，一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快步走来，看到陈伯达的状况，立即吩咐周围的人退开，给老人让出空间。陈伯达的意识逐渐模糊，最后的印象是有人扶住了他倒下的身体，伴随远处响起的救护车警笛。

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天花板白色得刺眼，消毒水的气味弥漫，坐在床旁边的是儿子。“爸，您感觉好些吗？”陈晓农关切地询问。“我…怎么了？”陈伯达微弱地问。儿子回答：“您是心脏病发作，医生说需要静养。”停了停，儿子又说：“广场上的事情……有人报告上级了。”陈伯达闭上眼睛，心里清楚自己这样的身份，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。那些指责他的人并非全错，他确实是历史的罪人。

“组织上来人了。”陈晓农低声说，“就在外面。”陈伯达猛然睁开眼，“谁？”“李成瑞同志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陈伯达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，那是他过去当秘书时的下属，正直且勤恳，没想到如今组织派他来处理自己的问题。“请他进来吧。”陈伯达挣扎着想要坐起，却被儿子按住。

李成瑞走进病房，陈伯达几乎认不出他。曾经英俊的小伙子，现在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，身穿笔挺的中山装，神情庄重而温和。“陈老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”李成瑞在床边坐下，语气中带有敬意。听到这个称呼，陈伯达有些愣神，监狱里他早已被称作“陈犯”。“好多了，多谢组织的关心。”他小心翼翼地回应。

李成瑞点头：“组织对您的生活安排很关注。考虑到您的年龄和身体，决定为您提供一套住房，并安排专人照料您的日常起居。”陈伯达不敢相信这样的宽待，他本以为会被安排在偏远地区，终老在监视中。“这…我非常感谢。”他声音哽咽，心中有个请求一直萦绕：“我想回我的老家福建。”他鼓起勇气表达出这个埋藏已久的愿望，“离开惠安已经六十多年了，我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回去看看。”

病房里一时间静默无声。李成瑞沉思片刻，终于说：“这个请求我会向组织报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您需要先养好身体。”